1、陈善同
陈善同（1876～1942年），字雨人，河南信阳人。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后擢大理院推事、都察院御史、资政院议员等职。民国初任参政院议员，民国12年（1923年）2月任河南省河务局局长，民国16年（1927年）1月任河南省省长。
他的祖父陈梦兰曾任荆州知府，修筑过江防大堤，善同随居，故自幼接触河防。他主持河务时期，勤于修守防险，重视近代河工技术应用，于各工段增设电话，沿河增设水文站，购置测量仪器，组织水文测量队，沿河修汽车道与铺设轻便铁轨，使河南境黄河得以安澜。河防之余，承接前任吴永湘主编的《豫河志》初稿，续为参校，于民国12年（1923年）付印出版。12月又呈准主编《豫河续志》，至民国14年（1925年）成书，记述民国以来（1912～1925年）河南黄河的治理。他作序希望豫人要永矢勿忘先人治河恩泽，并揭露河工弊端，告诫后人要时刻警惕黄河潜在的危险。
善同卸职返里后，自奉俭约，于民国22～25年（1933～1936年）重修《信阳县志》。抗日战争时期，信阳沦陷，善同隐匿民间，后被日伪得知，欲迫令出任伪职，善同避居罗山，坚予拒绝。国民党政府予以资助，亦不受。民国31年(1942年)，疾剧而终。
2、李仪祉
李仪祉（1882～1938年），名协，字宜之，后改仪祉，陕西省蒲城县人。自幼精习数学、文学，清宣统元年（1909年）毕业于京师大学堂，旋奉西潼铁路局派遣赴德国皇家工程大学土木工程科攻读铁路、水利专业。辛亥革命发生，他毅然归国。民国2年（1913年）再度去德，途中考察欧洲江河，立志专攻水利。民国4年（1915年）学成归国，任教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民国11年（1922年）后历任陕西省水利局局长、华北水利委员会委员长、导淮委员会委员兼总工程师、全国救济水灾委员会委员兼总工程师、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扬子江水利委员会顾问工程师等职。
民国22年（1933年）黄河大水，黄河下游决口数十处，洪水泛及5省，灾民数十万，当年9月成立黄河水利委员会，李仪祉首任委员长（1933～1935年）。在任职时，他统一河政，拟订各项规章制度，加强治黄的基本工作，运用近代水利科技，对黄河进行广泛的勘测研究，制定治黄方略和治黄工作计划；并全面培修了黄河北金堤。经调查，他认为黄河的病源是泥沙，防洪更需减沙，强调上、中、下游统一治理，今后治黄重点应放在西北黄土高原上，主张在田间、溪沟、河谷中截留水沙，提倡治理黄河与发展当地的农、林、牧、副业生产相结合。对于防洪，他筹划三条出路：一、疏浚下游河漕；二、修建支流拦洪库；三、开辟减水河，并主张整治河道，发展黄河航运。
李仪祉对家乡水利倾注了毕生精力，先后完成了泾惠渠、渭惠渠的建设，筹备了洛惠渠、梅惠渠的施工，并亲自拟定了陕南汉惠渠、褒惠渠、湑惠渠等及陕北织女渠、定惠渠的工程计划，在时局不宁、经费无着、艰难困苦的情况下，悉心筹划，四处募捐，历尽辛苦，治水业绩惠普三秦。
李仪祉倡议成立水利学术团体，民国20年（1931年）首任中国水利工程学会会长。为传播水利科学技术，倡办《水利》、《黄河水利》等月刊，整理出版古代水利典籍，团结水利人士，谋求水政统一。他除了强调成立各流域上、中、下游统一治河机构外，还强调各流域之间要协同工作。1929年，李仪祉任华北水利委员会委员长，提出“华北（今海河流域）、导淮、黄河三委员会有联合工作之需要”。
李仪祉注重水利教育，除专职任教外，在治水实践中先后创办了陕西水利道路工程学校、陕西水利专修班以及水利民众学校，兼任西北大学校长，选派青年、学者出国进修留学，为中央电台开设水利广播讲座，设立河渠民众学校为农民普及水利知识，可谓“桃李满天下”。
李仪祉从事水利工作20余年，发表水利论著200余篇，其中重要的治黄论著有《黄河之根本治法商榷》、《黄河治本的探讨》、《治理黄河工作纲要》、《黄河治本计划概要叙目》、《治河略论》等。
3、朱长安
朱长安（1857～1937年），原籍山东省寿张县张秋镇，后移住河北省濮阳县（今属河南省）坝头集。
朱长安青年时随父给地主干活，他不堪忍受压迫剥削，于清光绪九年（1883年）时投奔清军王镇起部当兵，次年编为河防营，朱长安从此开始了黄河生涯，并由兵弁、什长、队长，一直到哨官、河防营长、段长、黄河水利委员会视察等职。
朱长安生长在黄河岸边，长期抢险、堵口，熟谙河事，长于埽工，他参加堵口多达20余次，参加抢险难以计算，足迹遍于冀、鲁、豫沿河两岸。
朱长安到黄河之初，山东河堤凌汛出现漏洞，始终无法将洞口堵死。朱长安不顾个人危险潜入水中用棉被堵塞，但因水深压力过大，不久又被冲开。他再次潜水，终将漏洞堵死，当他浮上水面时已冻昏过去。
光绪十七年，山东历城史家坞决口，抢堵无效，上司提朱为队长，率百人独挡一面。此时，堵口材料极缺，拆庙取材也无法救急，他当机立断采取挂柳方法堵口，产生了显著效果。从此，山东推广了挂柳技术。
民国2年（1913年）直隶濮阳双合岭决口，次年朱长安奉调协助堵口，民国4年顺利合龙。因节省堵口经费，朱长安奉令留任黄河北岸河防营长，管辖濮阳、长垣两县河防。
民国24年（1935年），山东鄄城董庄堵口，为克服秸料埽体轻、浮力大、坝前易于窝溜刷底造成跑埽的难题，他采用了埽前抛护柳石坦跟随进占的新措施，进一占得一占，一占未跑，仅用3个月就顺利合龙。
朱长安对其属下及贫民百姓十分同情，深受群众爱戴。民国15年（1926年），直隶河务局积欠职工工资20余月，工人生活苦不堪言，且时届年关，却仍无发薪信息。这时，朱长安带领员工到河务分局谈判，获得部分解决，受到员工信赖。
4、戈福海
戈福海（1895～1936），字涵楼，祖籍河北省景县。民国4年（1915年）3月考入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特科班。1917年5月毕业留校任教。
民国7年（1918年），戈福海应顺直水利委员会聘请，任陕县水文站站长，创设陕县水文站。
陕县位于豫西黄河南岸。清初至民国初年在其北关外万锦滩曾设水志桩观读水位，方法陈旧，所取资料不够科学完备，但在万锦滩设站其地点最为理想。戈福海于民国8年（1919年）初春，率领员工数人携带水文测验仪器、工具到万锦滩，安置于黄河岸边高岗上的破庙――观音堂，把仪器工具和床铺置于神像台下，把香案当作办公桌，陕县水文站就这样因陋就简地成立了。
建站后，在设备不足、生活条件艰苦的情况下，开始了测验准备工作。短短的2个月，他们选定了测验断面，安装了两岸测验标志，调查、测绘了附近河道地形，安设了水尺，于当年4月4日即开始了水位观测。随后又陆续开始了流量、含沙量测验及气象观测。戈福海白天在河边测验，夜晚时行计算、制图，兢兢业业不畏疲劳。每次测验他把岸上工作留给别人，自己争先上船抢作测水深、下流速仪、取沙样等艰辛工作，在测船上他曾发生过落水遇险危及生命事故，事后全站人员惊恐失色，他却坦然若无其事。对每次测验记录，他必一一核对、计算，经反复审核直至无一疑问才肯签字。
戈福海生长于南京、上海，一向吃的是大米、鱼肉，在陕县却只有小米、麦、豆，蔬菜也很短缺。但他和员工、民夫一起搭伙吃饭，平易近人，遇事以身作则，吃苦在先，和全体人员 打成一片，相处无间。全站人员及附近居民，对戈福海这样一个生长在大城市的知识分子，来到穷乡僻野甘愿过这样艰苦生活，无不感动。
经过3年的艰苦创业，黄河中上游的第一个水文站――陕县水文站，初具科学方法开展水文观测的规模。张含英在《黄河志·水文工程》中写道：“最完满而有永久之设备者，则自民国8年始，顺直水利委员会于陕县、泺口各设之水文站。”
3年中，戈福海在陕县水文站作了大量工作，积累了重要的黄河水文资料并为黄河水文事业培养锻炼了技术人才，受到顺直水利委员会的嘉奖。不料民国10年（1921年）豫西战火又起，陕县水文站被迫停测。戈福海奉令除留一二人在站观读水位外，其余人员撤回天津。
5、王同春
王同春（1851～1925），字浚川，小名进财，直隶顺德府邢台县（今河北邢台）人。识字不多，但聪敏慓悍，一生以开渠著名，人称“开渠大王”。少时家境贫苦，随族人至磴口、石嘴山等地谋生，偶“睹工人挖渠，憬然如触所好”，13岁后开始受雇为人挖渠。
清同治八年（1869年），王同春到河套东部万德源商号当渠工，因娴熟挖渠技术，为短辫子河四大股经理郭大义看中，当了渠头。同治十三年（1874年），改建短辫子河，王同春主张废除短辫子河的上游段，另由黄河开凿新渠，接通短辫子河的下游段。竣工后的干渠改名为老郭渠，水流畅旺，计可溉田1500余亩，集股各家均获厚利。从此，王同春精明的开渠技术受到人们的重视。
光绪六年（1880年），王同春辞去渠头，自建牛犋一区，曰隆兴长。光绪七年夏，王同春学会蒙语，租地自垦，并在老郭渠以北过隆兴长开渠一道，历八九年完成，取名王同春渠，后改为义和渠。干渠全长115里，灌溉土地2000余顷。王同春又在住地设立隆兴长商号，经营皮毛、粮食、生活用品，隆兴长陡然成为河套经济中心和开发后套水利的指导中心。
其后，王同春连续集资开挖了沙河、丰济等渠，获利猛增，至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达到极盛，号为“河套王”。这时他拥有的财产共计自修渠道5条（义和、丰济、沙河、皂王河、刚济），支渠270多条，垦荒地2.7万顷，每年收粮23万石，收地租、水费银17万两。估计为开挖渠道开支约1530万两白银。后于清末及民国初年政府又在王同春垦辟的土地上设立了五原、临河、安北三县。
光绪二十八年，清廷正式任命兵部左侍郎贻谷为蒙地垦务大臣，全权主持蒙地放垦事务。贻谷到河套后，软硬兼施，王同春被迫将自己的渠地全部报效交官，不久被捕入狱。
王同春一生善钻研，开渠技术高超。其高明处在于：一、善于选择渠口，位置多选在黄河凸岸靠下面之处，渠口不常淤澄。二、发明“吸水法”，寻找退水出路，利用上引下拉的水力冲刷，保持水流畅旺。三、相度地势高低，该曲则曲，该直则直。因此，王同春所开渠道，往往“渠口广狭合度，渠身深浅得宜，高不病旱，低不病涝，耕者咸获其利。”
王同春出狱后，一度再致力于河套渠工，使各干支渠“塞者通之，淤者疏之”。为调剂上下游水量余缺，王同春曾设想把全灌区的各大干渠从西到东挖两道连环渠连接起来。曾制成《复兴后套计划渠图》一帙。
民国3年（1914年），农商总长张謇聘请王同春为高级水利顾问，针对比利时专家导淮入江，王同春提出导淮入海方案，深得张謇赞同。
民国14年（1925年），冯玉祥任命王同春为西北边防督办总参议，协助石友三督办河套水利，6月病故于五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