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夏 禹
夏禹，姒姓，也称大禹，夏后氏部落首领，为远古传说中的著名治水人物。
相传在4000多年前的尧舜时代，黄河流域发生了大洪水。尧命崇地伯鲧领导治水。鲧用“障水法”，历时九年未能平息水患，被杀于羽山。舜即位后，命鲧子禹继续负责治水。禹总结了其父治水失败的教训，改以疏导为主，利用水向低处流的自然趋势，疏通了九河，平息了水患。“导河积石，至于龙门，南至于华阴，东至于底柱，又东至于孟津。东过洛汭，至于大伾，北过降水，至于大陆，又北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海。”（《尚书·禹贡》）这段记载，就是夏禹治河活动和禹治水后黄河河道的描述。
在古籍和传说中，夏禹的治水事迹十分动人。《尚书·益稷》称：禹娶涂山氏女，结婚后生子启，“启呱呱而泣”，禹顾不得照抚幼子，径自治水而去。《史记·夏本纪》说：“禹伤先人父鲧功之不成受诛，乃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韩非子·五蠹》记载：“禹之王天下也，身执耒臿，以为民先，股无胈，胫不生毛，虽臣虏之劳，不苦于此矣。”时至今日，黄河两岸仍广泛流传着夏禹治水的传说：如宁夏的青铜峡，晋陕之间的龙门，伊水流过的伊阙，都说是禹用神斧劈开；著名的黄河三门峡砥柱石及三门——神门、鬼门、人门，也说为夏禹所凿，甚至鬼门岛上的两个圆坑，也被说成禹从狮子头骑马跃过三门时，马失前蹄所留下的印记。历代诗人写下了许多吟咏夏禹治水的诗篇。夏禹公而忘私、不畏艰险驯服洪水的业绩，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
2、郑 国
郑国，战国末年韩国（今河南中西部一带）人，著名水工。公元前246年（韩桓惠王二十七年，秦王政元年），郑国奉桓惠王之命西去秦国，劝说秦王兴修水利工程，企图使秦国把注意力放在国内，无暇东顾。秦国采纳了郑国建议，并于当年开始凿泾水修渠。施工中秦王发现郑国来秦是韩王的“疲秦”之计，怒而欲杀郑国。郑国辩解说：“始臣为间，然渠成亦秦之利也，臣为韩延数岁之命，而为秦建万世之功。”（《汉书·沟洫志》）秦王认为有理，命他继续修渠，渠道终于建成。《史记·河渠书》载：郑国“凿泾水自中山西邸瓠口（今陕西泾阳西北仲山）为渠，并北山东注洛三百余里，欲以溉田。” “渠就，用注填阏之水，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钟。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为纪念郑国的功绩，时人遂名该渠为郑国渠。
这条渠道的经行地区，经郦道元考证，在《水经注·沮水》中记称：“渠首上承泾水于中山西邸瓠口，……渠渎东径宜秋城北，又东径中山南，……又东径舍车宫南绝冶谷水。郑渠故渎又东径巀嶭山南、池阳县故城北，又东绝清水，又东径北原下，浊水注焉，自浊水以上，今无人。……又东历原径曲梁城北，又东径太上陵南原下，北屈径原东，与沮水合。……沮循郑渠，东径当道城南，……又东径莲芍县故城北，……又东径粟邑县故城北，……其水又东北流，注于洛水也。”以今地而言，大致流经泾阳、三原、高陵、富平、蒲城等县。秦以后，此渠灌溉范围虽有缩小，但历代不绝，为关中地区的农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3、贾 让
贾让，西汉末年人。绥和二年（公元前7年），汉哀帝下诏“博求能浚川疏河者”，贾让应诏上书，提出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治河三策。
贾让在上书以前，曾研究了前人的治河历史，并亲至黄河下游东郡一带进行了实地调查研究。他认为：战国时“齐与赵、魏以河为境。赵、魏濒山，齐地卑下，作堤去河二十五里。河水东抵齐堤，则西泛赵、魏，赵、魏亦为堤去河二十五里。”这样作“虽非其正，水尚有所游荡”，汛期涨水，在宽广的河道内可“左右游波，宽缓而不迫”。如今沿河居民不断与河争地，堤内筑堤，民居其中，致使堤距日益缩窄，“堤防狭者去水数百步，远者数里”，而且“河从河内北至黎阳为石堤，激使东抵东郡平刚；又为石堤，使西北抵黎阳、观下；又为石堤，使东北抵东郡津北；又为石堤，使西北抵魏郡昭阳；又为石堤，激使东北。百余里间，河再西三东，迫厄如此，不得安息”。那时从黎阳堤上北望，“河高出民屋”，形势十分严峻。
经过深思熟虑，贾让在上皇帝书中提出的上策是：“徙冀州之民当水冲者。决黎阳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他认为采取这一措施后，“河西薄大山，东薄金堤，势不能远泛滥，期月自定”。有人以为改河将“败坏城郭田庐冢墓以万数，百姓怨恨”，贾让不以为然。他算了一笔帐，“濒河十郡治堤岁费且万万，及其大决，所残无数”，“如出数年治河之费，以业所徙之民”，就能使改道计划成功。贾让在上策结尾说：“大汉方制万里，岂其与水争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载无患，故谓之上策。”
贾让的中策是：“多穿漕渠于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杀水怒。”具体措施是“淇口以东为石堤，多张水门”；并在水门以东修一长堤，“北行三百余里，入漳水中”。在长堤旁多开渠道，“旱则开东方下水门溉冀州，水则开西方高门分河流"。这样，贾让认为可以避三害、兴三利：“民常罢（疲）于救水，半失作业；水行地上，凑润上彻，民则病湿气，木皆立枯，卤不生谷；决溢有败，为鱼鳖食：此三害也。”“若有渠溉，则盐卤下湿，增淤加肥；故种禾麦，更为稻，高田五倍，下田十倍；转漕舟船之便：此三利也。”同时，贾让还强调指出：沿河各郡大都有治河吏卒数千人，每郡每年治河经费数千万，以如此人力物力，完全“足以通渠成水门”。又由于“民利其灌溉，相率治渠，虽劳不罢（疲）。民田适治，河堤亦成”，真可谓一举两得。果如此，贾让以为可以“富国安民，兴利除害，支数百岁，故谓之中策”。
如不采取以上两策，只是在原来狭窄弯曲的河道上“缮完故堤，增卑倍薄”，进行小修小补，贾让认为其后果必然是“劳费无已，数逢其害，此最下策也”。
贾让的治河三策，是中国最早对黄河下游兴利除害的治河文献。东汉史学家班固以1000余字的篇幅把它完整地记入《汉书·沟洫志》中，对后世的治河工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4、张 戎
张戎，字仲功，西汉末长安人，曾任大司马史。元始四年（公元4年），安汉公王莽召集群臣征求治河意见，张戎应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首先指出黄河的特性：“水性就下，行疾则自刮除成空而稍深。河水重浊，号为一石水而六斗泥。”“今西方诸郡，以至京师东行，民皆引河、渭山川水溉田。春夏干燥，少水时也，故使河流迟，贮淤而稍浅；雨多水暴至，则溢决。而国家数堤塞之，稍益高于平地，犹筑垣而居水也。”最后他提出了治河主张：“可各顺从其性，毋复灌溉，则百川流行，水道自利，无溢决之害矣。”
张戎早在两千年前即从水流、泥沙角度分析河患成因，提出以水刷沙的主张，确实有创见性的。特别是“河水重浊，号为一石水而六斗泥”这句名言，为黄河水沙作了量的估计，对后世黄河治理具有重大意义，常为人们所引用。
5、王 景
王景，字仲通，原籍琅邪不其（今山东省即墨县西南）人，明帝时曾任侍御史、河堤谒者等职，后迁庐江太守，为东汉著名的治水专家。
据《汉书》记载，自王莽始建国三年（公元11年）河决魏郡以后，黄河泛滥，汴渠侵毁，久而不修。到明帝时，“汴流东侵，日月益甚，水门故处，皆在河中，漭瀁广溢，莫测圻岸，荡荡极望，不知纲纪”，“兖、豫之人，多被水患”。在这样的形势下，汉明帝审时度势，下决心治理黄河、汴渠，并于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春，召见王景询问河、汴治理方略。王景青年时，即“广窥众书，又好天文术数之事，沈深多技艺”。因善于理水，曾与将作谒者王吴共修过浚仪渠，他采取“墕流法”施工，水不复为害，名益著。明帝与之交谈后，倍加赞赏，亲赐《山海经》、《河渠书》、《禹贡图》及钱帛衣物，命王景仍与王吴一起共同主持治理河、汴工程。
永平十二年夏四月，王景、王吴率卒数十万，“修渠筑堤，自荥阳东至千乘海口千余里”。在大规模施工中，王景“商度地势， 凿山阜，破砥碛，直截沟涧，防遏冲要，疏决壅积”，以各种当时可能采取的技术措施，开凿山阜高地，破除旧河道中的阻水工程，堵绝横向串沟，修筑千里堤防，疏浚淤塞的汴渠，自上而下对黄河、汴渠进行了治理。特别是在汴口治理中，创造性地采取了“十里立一水门，令更相洄注”的措施，交替从河中引水入汴，从而改善了汴口水门工程，作到了河、汴分流。
经过整整一年的努力，永平十三年夏四月，工程全部完成，数十年的黄水灾害得到平息，汴渠恢复了通航功能，大面积被淹没的耕地重新焕发了生机。汉明帝闻奏后十分高兴，亲自“行幸荥阳，巡行河堤”，并下诏称：“今既筑堤、理渠、绝水、立门，河、汴分流，复其旧迹。陶丘之北，渐就壤坟，故荐嘉玉絜牲，以礼河神。东过洛汭，叹禹之绩。今五土之宜，反其正色，滨渠下田，赋与贫人，无令豪右得固其利，庶继世宗《瓠子》之作。”同时明帝还下诏“滨河郡国置河堤员吏，如西京旧制”；“王吴及诸从事掾史皆增秩一等”。永平十五年，王景从明帝东巡，至无盐（今山东东平东南），明帝嘉景治河功绩，又拜为河堤谒者，“赐车马缣钱”。
王景这次治河，由于工程浩大，动用人力物力甚众，“虽简省役费，然犹以百亿计”，投资之巨，相当惊人。从此以后，河流规顺，在八九百年间史书上少见有关黄河改道的记载。论者以为，东汉之后能出现这种情况，王景治河起了重要作用，因而受到后人的广泛传颂。
（引文见《后汉书·明帝纪》《后汉书·王景传》）
6、姜师度
姜师度（？～723），唐魏州（今河北大名北）人。曾任易州刺史、御史中丞、大理卿、司农卿、陕州刺史、河中尹、同州刺史、将作大匠等职。“勤于为政，又有巧思，颇知沟洫之利”，在初唐甚有政声。
唐神龙年间（公元705～707年），姜师度在易州刺史及河北道监察兼支度营田使任内，于蓟门之北引水为大沟，以防奚人及契丹入侵；又考魏武帝曹操修渠旧事，“傍海穿漕”，修平虏渠，避开了海运艰险，使中原腹地至北疆前线的粮运得以畅通无阻。唐开元元年（公元713年），姜师度改任陕州刺史。到职后，他看到州西太原仓虽距黄河不远，但常须用车载米至河边，然后登舟西运关中，颇费人力。他根据地形地势，率众开挖了地道，仓米“自上注之，便至水次”，节省了大量人力物力。开元二至四年，他又在华阴县境开敷水渠，“以泄水害”。在郑县（今陕西华县）疏修利俗及罗文故渠，引水溉田；并建堤于渭水之滨，以防漫溢。开元六年，蒲州改河中府，姜调为河中尹。辖境原有安邑盐池，年久渐形涸竭。师度经过考察，“发卒开拓，疏决水道，置为盐屯”，公私享其利。开元七年，再迁同州（治所在今陕西大荔县境）刺史，又于“朝邑、河西二县界，就古通灵陂择地引洛水及堰黄河灌之，以种稻田，凡二千余顷，内置屯十余所，收获万计”。
《旧唐书》对姜师度赞之称：“师度既好沟洫，所在必发众穿凿，虽时有不利，而成功亦多。先是，太史令傅孝忠善占星纬，时人为之语曰：‘傅孝忠两眼看天，姜师度一心穿地’。”
（引文见《旧唐书·姜师度传》）
7、刘 晏
刘晏（？～780），字士安，曹州南华（今山东东明）人。唐上元、广德年间曾任户部侍郎、吏部尚书、度支盐铁租庸使及东都、河南、江淮、山南等道转运租庸盐铁使等职。
安史之乱使漕运受到严重破坏。广德元年（公元763年）平息了叛乱后，次年代宗即命第五琦与刘晏疏浚汴渠，并以刘晏专领东都、河南、江淮粮食盐铁转运事宜，凡漕事“亦皆决于晏”。在刘晏的主持下，一方面参照裴耀卿分段漕运的办法，使“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江南之运积扬州，汴河之运积河阴，河船之运积渭口，渭船之运入太仓，岁转输百一十万石，无升斗溺者”；另一方面又在扬州制造可以直达三门的专用船2000艘，每船载重千斛，“十船为纲，每纲三百人，篙工五十，自扬州遣将部送至河阴，上三门，‘号上门填阙船’，米斗减钱九十”，并“调巴、蜀、襄、汉麻枲竹绦为绹”，用作挽舟之用。经过刘晏的整顿，“轻货自扬子至汴州，每驮费钱二千二百，减九百，岁省十余万缗”，运至关中的漕米每年也恢复到110万石，保证了京师地带的粮食供应。
（引文见《新唐书·食货志》）
8、欧阳修
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庐陵(今江西吉安)人,曾任枢密副使、参知政事,北宋著名文学家、史学家。至和年间,就黄河问题提出过重要意见。
宋庆历八年(1048年),黄河决于澶州商胡埽(今河南濮阳东北),河水改道北流,经大名府、恩州、冀州、深州、瀛州、永静军等地,至乾宁军合御河入海。当时因年荒民困,没有立即堵口。皇祐三年(1051年),北流于馆陶郭固口决口,四年堵塞后流势仍不畅,引起了北流和恢复故道东流的争论。至和二年（1055年）,欧阳修极力反对回河东流，连上两疏陈述不能回河的理由。在第一疏中,他分析了当时“天下苦旱,京东尤甚,河北次之”,“河北自恩州用兵之后,继以凶年,人户流亡,十失八九”的严重形势,认为在“国用方乏,民力方疲”之际,以“三十万人之众,开一千余里之长河”,不但人力、物力不允许,而且会引起“流亡盗贼之患”，危及宋王朝的根本利益。在第二疏中,他根据自己的观察体会,首先从分析黄河淤积决溢规律出发,阐述了不宜回河的原因。他说：“河本泥沙,无不淤之理。淤常先下流,下流淤高,水行渐壅,乃决上流之低处,此势之常也。”接着他又分析了京东、横陇河道的具体情况，指出：“天禧中,河出京东,水行于今所谓故道者。水既淤涩,乃决天台埽,寻塞而复故道；未几,又决于滑州南铁狗庙,今所谓龙门埽者。其后数年,又塞而复故道。已而又决王楚埽,所决差小,与故道分流,然而故道之水终以壅淤，故又于横陇大决。是则决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复,所复不久终必决于上流者,由故道淤而水不能行故也。及横陇既决,水流就下,所以十余年间,河未为患。至庆历三、四年,横陇之水,又自海口先淤,凡一百四十余里；其后游、金、赤三河相次又淤。下流既梗,乃决于上流之商胡口。然则京东、横陇两河故道,皆下流淤塞河水已弃之高地。京东故道屡复屡决,理不可复,不待言而易知也。”同时,欧阳修还认为,河渠司李仲昌等议开的六塔河,宽仅五十步,“欲以五十步之狭,容大河之水,此可笑者”,并断言六塔河“于大河有减水之名,而无减患之实。今下流所散,为患已多,若全回大河以注之,则滨、棣、德、博河北所仰之州,不胜其患,而又故道淤涩,上流必有他决之虞,此直有害而无利耳,是皆智者之不为也”。
欧阳修的奏疏未予采纳,朝廷命加紧堵口,开六塔河。嘉祐元年(1056年)四月,商胡决口塞而复决,回河失败。
9、司马光
司马光(1019～1086),字君实,陕州夏县(今山西省夏县)人,宋仁宗宝元年间进士,曾任天章阁待制、御史中丞、门下侍郎、尚书左仆射,封温国公,为北宋著名史学家,《资治通鉴》的主编,神宗年间参与过治河工作,提出过重要意见。
熙宁元年(1068年)六月,北流黄河“溢恩州乌栏堤,又决冀州枣强埽”,七月再“溢瀛州乐寿埽”,神宗向群臣询问对策。都水监丞李立之主张“于恩、冀、深、瀛等州,创生堤三百六十七里以御河”,另一都水监丞宋昌言则认为“今二股河门变移,请迎河港进约,签入河身,以纾四州水患”，并建议“开二股以导东流”。十一月,司马光受命到北流所经四州视察,并研究“六塔、二股利害”。熙宁二年正月,司马光回奏：“请如宋昌言策,于二股之西置上约,擗水令东。俟东流渐深,北流淤浅,即塞北流,放出御河、胡卢河,下纾恩、冀、深、瀛以西之患”。三月,司马光再奏：“治河当因地形水势,若强用人力,引使就高,横立堤防,则逆激旁溃,不惟无成,仍败旧绩。臣虑官吏见东流已及四分,急于见功,遽塞北流。而不知二股分流,十里之内,相去尚近,地势复东高西下。若河流并东,一遇盛涨,水势西合入北流,则东流遂绝；或于沧、德堤埽未成之处,决溢横流。虽除西路之患,而害及东路,非策也”。根据这种情况,他认为东流方案要稳妥可靠,应当采取缓进办法,当年东流分水二分,等三至五年东流分水八分以上,二股河“冲刷已阔,沧、德堤埽已固”时,再将北流闭塞。七月,二股河通,北流分水减少,判都水监张巩力主即闭北流,司马光仍以为不可。他说：“巩等欲塞二股河北流,臣恐劳费未易。或幸而可塞,则东流浅狭,堤防未全,必致决溢,是移恩、冀、深、瀛之患于沧、德等州也。不若俟三二年,东流益深阔,堤防稍固,北流渐浅,薪刍有备,塞之便。”神宗意欲闭断北流,未采纳,命张茂则、张巩等全力进堵,北流塞。
北流塞后不久,河决于许家港。此后数年东流不断决溢,元丰五年(1082年)又全归北流,回河东流再告失败。
（引文见《宋史·河渠志》）
10、周 用
周用,字行之,江苏吴江人,明弘治年间进士,曾任吏部尚书,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总理河道。
他治河提倡沟洫治理,认为黄河之所以有决徙之变,是由于“数千里之黄河,挟五六月之霖潦,建瓴而下,乃仅以河南开封府兰阳县(今兰考)以南之涡河,与直隶徐州、沛县百数十里之间拘而委之于淮”,哪有不横流溃决之理。因此他提出用沟洫治理黄河的必要性。他说:“天下之水,莫大于河,天下有沟洫,天下皆容水之地,黄河何所不容?天下皆修沟洫,天下皆治水之人,黄河何所不治?水无不治,则荒田何所不垦?一举而兴天下之利,平天下之大患,以是为政,又何所不可?”他是想把黄河洪水分散到田间地头,有利于农业生产,又可达到消除黄河洪患之目的。他这种治河思想,打破历史上单纯依靠下游堤防治理的局限性,探索出新的治河见解。
（引文见《明经世文编?周恭肃集》）
11、万 恭
万恭(1515～1591),字肃卿,别号西溪,江西南昌人。明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进士,历任光禄寺少卿、大理寺少卿等职。隆庆六年(1572年)被任命为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总理河道,万历二年（1574年)被劾罢官。
万恭对黄河特点和治河措施提出不少精辟见解。他批判了过去“多穿漕渠以杀水势”的治河观点,认为黄河的根本问题在于泥沙,治理多沙的黄河,不宜分流。因为“水之为性也,专则急,分则缓；沙之为势也,急则通,缓则淤”，黄河只有合流,才能“势急如奔马”。必须因势而利导,用堤防约束就范,使之入海,这样才“淤不得停则河深,河深则永不溢”。他这一治河思想,对于当时治河是一重大创新。以后潘季驯治河时,即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实践和发展,提出“筑堤束水,以水攻沙”的治河方针,延续应用达数百年之久。
隆庆六年河决邳州(睢宁北),运道大阻。万恭与朱衡修长堤“自徐州至宿迁小河口三百七十里,并缮丰、沛大堤”,使“正河安流,运道大通”。当时高邮、宝应等湖堤,每到伏秋大汛,常漫溢泛滥,虽每岁培堤,仍不能免。万恭经过调查研究,改培堤为挖浚湖区积淤,并在沿堤修建平水闸二十余处,以时泄蓄,水患乃除。
万恭在职期间,写有《治水筌蹄》一书,总结了长期以来治河治运的经验教训及其治河思想、方法、措施等,对后世治理黄、运有深远的影响。
（引文见《明史?河渠志》《治水荃蹄》）
12、林则徐
林则徐(1785～1850),字元抚,一字少穆,福建侯官(今福州)人,清嘉庆十六年进士。道光二年(1822年)授淮海道,擢升江苏按察使、布政使,曾奉命督修过洪泽湖高家堪大工。道光十一年,擢升河南山东河道总督。
林则徐总督河南山东河道虽不到一年,但非常认真。他认为河工修防要务,关系运道民生最为重大。河臣总揽全局,筹度机宜,必须明晓工程,胸有把握,如能周知其弊,乃可严立其防。清代黄河防御工程,多为秸料修的“埽工”,他说:每年收购秸料乃河工第一弊端。所以他到任伊始,就对所辖南北两岸十五个厅各工段存放的秸料垛逐一拆垛检查,按各厅料垛虚实情况,严明赏罚,以除河工积弊。道光皇帝嘉奖他说:“向来河臣查验料垛,从未有如此认真者。”他鉴于黄河埽工常被大溜淘刷,“埽前之水,辄至数丈”,防守困难,提出用“碎石斜分入水,铺作坦坡,既可以偎护埽根,并可纾回溜势”,以达到“工固澜安”。在河南境内,林则徐是提倡用石料修河工的创始人之一。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四月,林则徐因抗英被革去职务,遣送新疆伊犁戍边。当年六月河南祥符三十一堡(今开封张家湾)决口,道光皇帝派大学士王鼎主持堵口大工。王鼎对林则徐十分器重,上疏奏留林则徐襄办堵口,皇帝同意“林则徐折回东河,效力赎罪”。他于八月到达祥符工地,在第一线督导堵口,为时八阅月。林则徐“与士卒同畚锸”,“一切事宜,在在资其筹画”,终于完成了堵口大工。王鼎奏“林则徐襄办河工,深资得力”,要求将功赎罪,“免戍伊犁”。但在堵口庆功之时,忽传圣旨:“林则徐于合龙后,着仍往伊犁。”当王鼎流泪与他送别时,林则徐有“塞马未堪论得失,相公且莫涕滂沱”，“公身幸保千钧重,宝剑还期赐上方”的诗句,来表达他当时的心情。
（引文见《林文忠公政书》及《清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