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北京
这个面积达48平方公里的虎踞龙盘之地，建有皇帝陵5座、皇后陵4座，妃园寝5座。内葬人物，多在生前对中国的历史走向产生过重要影响：满清入关的第一位皇帝顺治，开创康乾盛世的康熙、乾隆，清朝盛衰转折的咸丰、同治，把大清王朝国势葬送殆尽的慈禧……
然而，这些生前享尽尊荣的封建统治者想不到，他们选择的这片“风水宝地”，不但没有庇佑住清朝的命运，就连他们长眠的墓穴也不能保全。他们带入地宫、期待能在另一个世界继续享用的稀世珍宝，引来了一批又一批的贪婪盗匪。
盗墓贼中，最著名的要数军阀孙殿英。一部电影《东陵大盗》，让发生在1928年7月的这起民国大案尽人皆知。鲜为人知的是，孙殿英盗掘的是清东陵14座陵寝中的两座——乾隆裕陵和慈禧定东陵，而清东陵遭遇的更大一次浩劫发生在十几年之后。
在1945年的那次大盗案中，清东陵其余12座陵寝，除顺治孝陵因传言地宫内没有随葬品而幸免外，悉数被盗。这次盗陵案，规模之大、损伤之重，远远超过了第一次，时至今日，其背后仍隐藏着诸多谜团未解。
守陵真空
1945年是一个有着特殊历史意义的年份。这一年的
举国的欢庆气氛还没有过去，9月，清东陵的定陵被盗了。而这，仅仅是此次浩劫的开始。
清东陵的被盗怎么和日本投降联系在了一起？话还要从孙殿英盗东陵说起。
除了紫禁城，皇家陵区可称得上是第一禁区。清朝未亡的时候，清东陵是何等森严、神圣之地。驻扎在东陵的清八旗军和守陵人员超过3万人。
末代皇帝溥仪退位之后，根据优待条件中的有关条款，清东陵的护陵人员、机构仍然承袭清制。然而清朝已垮，昔日的神圣禁地再也难维持那份尊严。守陵人员薪饷无着，落魄求生，开始对陵区内的祭祀用品和建筑监守自盗，管辖着东陵地区的军阀张宗昌则成立“东荒垦殖局”，直接盗伐林区林木，上百万株古树被砍得一干二净。
更为严重的是，在把持北洋政府的张作霖的奉军溃败、北伐军到来之时，东陵处于无人过问管理的真空状态。清东陵好比一块敞开放置的肥肉，众多军匪、强盗瞪着血红的眼睛垂涎欲滴。
1928年夏初，孙殿英率部驻扎蓟县马伸桥。只有一山之隔的清东陵成了这个军阀头子唾手可得的一大宝藏。7月，孙殿英的部队盗掘了乾隆皇帝和慈禧太后的陵寝。
这次盗墓案被披露后，举国哗然、海外震惊。当时的国民政府成立了特别调查委员会和军事法庭，大张旗鼓地追查。然而孙殿英用他盗墓所得的奇珍异宝上下打点，不但秋毫未损，居然还官运亨通，继续着他的军阀人生。
孙殿英先是投靠阎锡山，抗日战争中他曾经对日作战，也曾经投降做了汉奸。抗战胜利后他又投靠蒋介石打起了内战，直到1947年在河南被解放军生擒，当年病死狱中。但终其一生，东陵大盗案虽然人神共愤，孙殿英却始终未受审判，惊天大案最终不了了之。
孙殿英盗东陵时，溥仪寓居天津张园。闻知此事“痛心疾首、肝胆欲裂”，却已无能为力，只能求告蒋介石和阎锡山。直到一个月后，清王室才到东陵查勘，收敛先人遗骨重葬。
1932年春，日本在侵占中国东北之后，抬出溥仪来充任“满洲国”皇帝。再次上台的他当然不过是日本人手里一傀儡，但护卫祖陵的能力还是有了。日本关东军和“满洲军”强行进驻东陵地区，把东陵划归“满洲国”热河省管辖，并在这里设置了“东陵地区管理处警察署”。
清东陵文物管理处研究室主任李寅介绍，清东陵的位置处在当时的遵化、蓟县、兴隆三县交界处，三座县城在国民党手中，农村地区则属于共产党领导的冀东军区。但日本刚刚投降，长期处于地下的党组织尚未在东陵地区建立起有效的行政机构。而当时，国共两党的和谈刚刚开始，时局非常微妙。
当时冀东军区部队主力开进东北，中共冀东区党委派出一个营的兵力前往守卫清东陵。但由于就在此时国民党的军队对离此不远的玉田、武清摆开了阵势，这个营随即开赴他处。清东陵的守卫只能依靠当地拼凑起来的民兵、公安助理（类似现在的治安员）。
面对着薄弱、甚至可以说空设的清东陵守卫，始终惦记着东陵宝藏的盗贼们又开始磨刀霍霍了。砍伐陵区树木、撬拆地面建筑等零零星星的盗墓活动逐渐出现。这其中，有一个盗贼并不满足于陵区的地上物，他盯着的是地宫中随葬帝、后、妃的奇珍异宝。
惯匪
在1945年清东陵第二次被盗大案发生6年之后，潜逃多年的王绍义才被抓获。当时审判他的遵化县人民法院的审讯笔录这样对他进行登记：
王绍义 性别：男 年龄：56岁 籍贯：蓟县太平安 出身：土匪 文化：粗通 职业：惯匪
惯匪王绍义在盗挖清东陵时已经50岁。这时的他，是东陵西侧新立村一个以弹棉花为生的手艺人。
王绍义“惯匪”的身份，要再向前追溯17年，这也和孙殿英盗东陵有着瓜葛。
孙殿英率部盗掘清东陵时，为掩人耳目将陵区周边进行了戒严，号称进行军事演习。这是尽人皆知的借口。而孙殿英部最初来到东陵地区，还有一个借口——“剿匪护陵”。
当时在清东陵一带，因清朝守陵人及其后裔失去了朝廷俸禄，衣食无着，而这些八旗子弟们又多数不事农商，不少人就干起了抢劫、偷盗的土匪勾当。
土匪中最大的一股是马福田匪帮，人数有数百人，占据着清东陵东侧的马兰峪镇，大肆盗取东陵文物。王绍义就在这个匪帮之中。他从20来岁就落草为寇，当时已是马福田的一个心腹头目。
孙殿英部来到清东陵，先是真刀真枪地和马福田部打了一仗，把马福田匪帮彻底打散了。蚕食清东陵的狼被赶走了，来的却是孙殿英这只恶虎。
王绍义逃跑了，不过他并没有逃远，而是从清东陵东侧逃到了西侧，在同样紧挨着清东陵的新立村落脚。
在王绍义的审讯记录里，没有记录他选择新立村落脚的缘由，也没有直接证据能说明他从那时候起就埋下祸心。但从1945年东陵大盗案的实施过程看，王绍义这个最关键的主谋显然预谋良久。
李寅告诉记者：“清东陵的守卫几乎是刚刚出现空缺，王绍义就开始了盗墓活动，显然早已伺机准备。而且盗陵过程非常‘专业’，选择盗取的陵寝目的、指向明确。没有长时间的预谋、策划、准备是不可能的。”
王绍义很清楚，他要盗掘的是庞大、坚固的皇家陵寝，绝非一人之力能够完成。那么，他必须要进行的一项准备工作就是寻找“帮手”。
“帮手”绝不仅仅是帮着盗挖和警戒的劳动力，王绍义更迫切要找到的是打通盗陵两个关键环节的帮手。
其一是陵区守卫。
清东陵当时的守护主要依靠的是拼凑起来的民兵，虽然力量薄弱，组织松散，但不能说没有。王绍义对此还是有所忌惮的。突破这个环节，最方便的办法就是直接把守护者拉下水。
当时的清东陵地区，党组织刚刚从地下转为公开，地方政权尚未完全建立。民兵乃至行政机构的成员组成来源混杂。一些投机者、流氓无产者也混入其中。
王绍义最先找到的是同村一个叫杨芝草的人。杨芝草既当过土匪也干过伪警察。日本投降之后，他又混进了民兵组织，负责定陵周边的守卫。
王绍义与杨芝草一拍即合。随后他又找到了裕大村的副村长贾正国。贾正国最初并未直接参与盗陵，而是入了“暗股”，贡献了村里民兵组织的一杆枪。
枪，是大型盗陵必不可少的作案工具。李寅介绍，枪的作用首先是对犯罪集团内部震慑，防止盗陵时发生哄抢，对外则用于警戒和自卫。贾正国提供了枪，同样可以在盗陵后按一个人头份分得赃物。
有了这两个人，王绍义还不放心，随后，他又拉拢了当时冀东分区蓟遵兴联合县八区公安助理国正（原名赵连江）、村助理继新。这些混入基层组织的败类后来成了整个盗陵活动的主犯。
另一个关键环节的帮手是“向导”。
皇室的陵寝构造，向来被民间传说得颇为神秘，甚至传闻地宫内机关密布，令人望而生畏。而李寅说，所谓机关只是想象而已。对盗陵者而言，真正的难题首先是找到地宫入口。
皇帝陵寝的宝顶周围有一圈围墙，围成的院落别称“哑巴院”，传说招募的工匠都是哑巴，以防止工人泄露工程的机密。在哑巴院北面有一道琉璃照壁，照壁之下就是地道入口。
皇后的陵寝宝顶没有琉璃照壁，但地宫入口位置相同。妃子的陵寝没有围墙，地宫入口在宝顶方台台阶的正中间一级。
“当然，这些结论是我们后来整理被盗现场时总结的。就当时而言，知道这些秘密的人少之又少。”李寅说。
裕大村的“裕大”，指的是乾隆皇帝的裕陵。与之对应的是“裕小”，是乾隆皇帝后妃的陵寝裕妃陵。类似的还有“定大”、“定小”、“惠大”、“惠小”。村子里居住的分别是这些陵寝的守陵人及其后裔。
据说孙殿英盗裕陵时所找的向导也出自裕大村，而且是关增会的亲戚。而这个关增会不但知晓地宫入口的秘密，年轻时还曾参与过某个皇陵的修建。
有了这些关键的主力帮手，其余的帮着挖掘、警戒的小喽啰就非常好招募了。
挖金
李寅介绍，盗陵分子选择目标的标准有两个，一是地宫内宝物多，二是盗取便利。这个原则一直贯穿了整个盗墓活动的始终。定陵是盗陵开始时最符合这两个标准的陵寝。
定陵是清咸丰帝的陵寝。皇帝的陵寝，肯定是随葬品最多的。而且，定陵位于清东陵的平安峪，占据整个陵区的最西端。相对于清东陵东侧紧挨着的马兰峪镇，这里地广人稀，山高林密，盗陵最不易被发觉，即便有纰漏也最便于逃跑藏匿。
盗墓，从古至今都是为人所不齿的行当，王绍义一伙自然要掩人耳目。除了选择盗陵目标和盗陵时机，他们还约定了一些特定的黑话。对土匪出身的王绍义而言，这些自然是“信手拈来”的。他们管盗陵叫“挖金”, 晴天称“天高”,黑天称“明路”,动手叫“立拖”……
定陵的地宫入口很轻易地被找到、挖开了，顺着入口坠入，斜向下穿过金刚墙，盗陵分子们进入地宫通道。在这里，他们又遇到了更大的难题。
清朝皇帝的地宫，都是九券四门结构。所谓“九券四门”，是指地宫有4道石门，9个券堂，整个结构组成一个“主”字形，进深几十米，落空面积达几百平方米，相当于一座地下宫殿。
不说陵寝地道的复杂构造，单是每道石门厚达半米，均为汉白玉、大理石制成。石门外部无锁、无栓，却闭合得严丝合缝，任凭千钧之力也别想从外面推开。秘密在于一块从里面牢牢顶住石门的自来石。
此石呈长方形，底部嵌在一个事先凿出的槽中，上部卡在两扇石门背面同样事先凿就的槽中，类似寻常百姓家顶门用的木棍。只是这里由木变石，且顶抗力较之木棍要高出千倍、万倍。这类自来石在历代帝后陵寝中多有应用。
当帝后棺椁安放完毕，要封闭地宫时，将自来石下端卡在地宫内地面的凹槽中。石门留有一个较大的缝隙，门外的人用粗绳或其他工具牵引将自来石慢慢倾斜，直到上部嵌入石门两边的凿槽。最后，随着石门的关闭，自来石的上部完全进入石门的凿槽之内，并呈斜势紧紧地顶住了石门。陵寝地宫就此彻底封闭。
但这石门真的坚不可破吗？至少在王绍义眼里并非如此。据后来的审判纪录，几个进入地宫的盗陵主犯都提到过王绍义制作的一个特殊工具。对这件工具的描述非常简单，大概只是一个形状怪异的厚钢板，如何使用就更语焉不详了。
民间传闻，要想打开皇帝陵寝的地宫石门，必须有专门的钥匙，这把钥匙叫“拐钉钥匙”。名为钥匙，其实应该是一种特定构造的工具，能够以一种特定技巧伸入到石门里，撬开自来石。但这种工具是什么形状、如何使用却没有记载。
不过，根据史实推测，应该的确存在着这样一种工具。李寅说，理论上讲，皇室地宫一旦封闭就不会再打开，但有个别地宫确实被从外面打开过。
比如乾隆纯惠皇贵妃的陵寝，在封闭若干年之后，又被打开葬入了乌喇那拉皇后。这位皇后本来该有自己的陵寝，但后来失宠，被以贵妃规制入葬，在享殿神龛中甚至没有她的牌位。乾隆皇帝绝不会用破坏性的手段打开纯惠皇贵妃的陵寝，应该是用到了“拐钉钥匙”。
王绍义谋划盗陵多年，很可能从某种渠道获知了“拐钉钥匙”的秘密。但是，王绍义自己做的这个工具并不是每次都好使，一旦遇到打不开的石门，他就会用炸药将其炸开。
为了掩人耳目，王绍义特意分出几个手下，到清东陵西侧的山上炸山开石，用以掩护地宫中炸药的声响。
饶是有王绍义“研制”的“拐钉钥匙”和炸药，这一伙人也花了数天才真正进入地宫，他们劈开咸丰皇帝和其皇后萨克达氏的棺椁，将随葬品盗掠一空。
随后，他们又把盗墓的镐头瞄准了定东陵。定东陵有两座陵寝，分别埋葬着慈禧和慈安两位太后。慈禧陵已经在1928年被孙殿英盗掘一空。这一次，被孙殿英赶走的土匪王绍义卷土重来，又把慈安陵盗空。
定陵和定东陵之间是定陵妃园寝，五座皇妃陵同样无一幸免。然后，他们又盗掘了孝庄皇太后的孝东陵。
这一伙盗墓贼究竟从这些陵寝中掳掠了多少珍宝已经无从考证。据审讯记录所载，每次分赃，都是几个头目先挑选珍贵之物，其余参加盗陵的喽啰，只是在成袋的珍珠、翡翠、玛瑙等小物件中抓一把了事。
不过，王绍义等头目每次分赃，总要把最珍贵的几件单留出一份。他们的理由是：日后一旦有人追查，要靠这些东西给大家“买活路”。
当然，这些宝物最终没能让这些盗匪逃脱被严惩的命运。不过，通过这些宝物中的一部分，他们买通了一个冀东军分区高层领导。他不但受贿，而且亲身参与盗墓，让这一次清东陵盗案迅速升级，变本加厉。
首犯
这个被收买的高层领导叫张尽忠，时任冀东军区十五分区对敌工作部部长。
要了解这个人，先要说明一下他的职务。李寅介绍，对敌工作部是一个特别行动部门，有些类似早期的中共中央“特科”，担负着渗透、锄奸、暗杀、奇袭等特别使命。能在这个部门担任部长，至少说明张尽忠在战争年代是骁勇而智谋过人的。不过，现在用来形容张尽忠的，更多的是这个词：心狠手辣。
张尽忠原名张福元，外号张大麻子。原在一家日本人经营的金矿当矿警。1942年参加八路军。抗日战争时期，此人作战悍勇，而他进入对敌工作部后，又曾胜利完成过几个传奇性的使命，因此在冀东一带颇有威名，传闻他能够双手开枪，百发百中。
张尽忠的家就在清东陵陵区内的西沟村。这给王绍义一伙拉拢他创造了一个天然条件。
王绍义找上张尽忠，一是看中了他的身份。张尽忠可以说是当时清东陵地区级别最高的军队领导，这个靠山够大。另一个原因是张尽忠“够狠”，足以震慑住一干盗陵犯，让他们顺从听命。
张尽忠作为首犯参与盗陵是在1945年的年底了。在这之前，王绍义一伙已经在东陵内大肆盗掘了3个来月。很难说张尽忠对如此长时间又近在咫尺的盗陵活动并不知情。但是，他对此采取了默许的态度。王绍义献上的盗陵赃物发挥了作用。
据张尽忠后来交代，在他听到清东陵被盗的风声后，王绍义一伙曾几次委托中间人和他拉关系，起初他并没有同意。后来，这些人献上了从孝东陵盗得的部分宝物，张尽忠彻底就范。
这些宝物包括：
翠佛头一个
金九连环一个
怀表一只
白玉镯一个
栗子大白色珠子一颗
……
最初只是放任，到后来，张尽忠看到盗陵分子们从皇陵中取出的无尽珍宝，他的想法发生了转变：“他们能干，为什么我不能干？”
张尽忠很清楚盗陵是犯罪行为。
张尽忠插手盗陵，并不满足于王绍义一伙“鸡鸣狗盗”似的盗陵活动。
他把盗陵冠以“斗争皇上大地主”、“帮助群众度过饥荒”之名, 同时广泛动员陵寝地宫的知情者、会用雷管炸药的能人加入，还软硬兼施地拉拢了蓟遵兴联合县八区区长介儒。
盗陵能够得宝是每个人都相信的事实。于是，这场盗陵活动被迅速扩大化，变成了一场上千人参与的明火执仗的群体性犯罪。
张尽忠把参与盗陵的人员集中起来，各有分工。每次盗陵，都要在陵寝周边五华里设置警戒哨，由持枪民兵负责看守。然后由青壮年劳动力负责挖开地宫入口，进入券门。
按照清朝规制，皇帝地宫内有4道石门，皇后则有2道。每遇石门，先由王绍义用“拐钉钥匙”尝试打开，如果打不开，则直接用炸药炸开。
坚固的地宫构造还是给盗陵分子造成了不少的麻烦，弄开每一道石门都殊为不易。盗开一座地宫，少则几天，多则十几天。
据后来案犯供称，每次盗开地宫，都是张尽忠、王绍义首先进入，然后才是几个头目。为了防止盗匪们抢夺、私藏珍宝，地宫内点燃几十只松明火把，张尽忠站在高处持枪监视。
盗陵完成后，盗匪们一般把宝物集中到神厨殿。先由张、王挑拣，然后按三、六、九等瓜分。
从1945年底到1946年1月，在将近两个月时间里，总计超过千人的盗陵队伍把清东陵除孝陵之外的所有陵寝盗掘殆尽。之所以没挖孝陵，是因为民间传说顺治帝在五台山出家，地宫是空的，只有一双鞋子和一把扇子。盗墓分子认为不值得盗挖。
但这不意味着盗陵分子就这样轻易地放过了这座陵寝。李寅说，在盗墓活动后期，盗墓分子也曾试图挖开孝陵。但陵寝太过坚固，再加上孝陵地宫内无宝的猜测，他们转而开始盗掘其它规模较小的妃陵。
孝陵得以幸免于难。
清东陵经历了这样两次浩劫，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横遭蹂躏，无数瑰宝散失流落，盗墓者的贪婪、野蛮和愚昧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
军统的影子
张尽忠发动的群体性盗陵，规模之大亘古未有。这样的盗陵犯罪，不被发现是不可能的。
1946年1月，蓟遵兴联合县蓟县公安局接到东陵被盗的报案。局长云光马上带着警卫员赵蔚，两人一辆自行车轮换着骑了40余公里，急奔东陵现场。冀东军分区闻知此事，当即给云光配备了一个排的部队，负责追查此案。
几乎就在云光等人开始调查清东陵盗案的同时，清东陵被盗的消息也经过一个叫张树廷的国民党军统特务报告后公开了。一时舆论哗然。
国民党中央社借机大造“共产党盗陵”谣言，诬陷盗陵事件是中共冀东军区所为。
清东陵地区处在解放区，这次盗陵案旋即被引入政治漩涡之中。而盗陵首犯张尽忠的特殊身份，再加上他发动群众时宣扬的流氓无产者理论，成了国民党攻击共产党的理由。
而这时，国民党特务机构军统也运转起来，进一步搜罗“共产党盗陵”的“证据”。张树廷就是军统安插在清东陵地区的特务之一。
时任遵化县公安局预审员的高学仁全程参加了东陵大盗案的审讯工作，后来张树廷被捕，也是高学仁进行的审讯。他曾在一篇文章中详细叙述过这次审讯。
据张树廷供称，他是受身在北平的上司郑恩普指派，到解放区收集情报的，住在惠大村他的妻弟张振国家里。这个人恰好是盗陵活动最初的参与者之一。
在闲谈中闻知东陵被盗一事后，张树廷马上返回北平，将此事上报了郑恩普。
郑恩普是国民党军统北平站冀东军事联络组组长。此人已在北平潜伏多年。日本统治时期，他的公开身份是裕新皮毛地毯公司理事，张树廷也是这个公司的“职员”。
张树廷最初上报的东陵被盗情况并不详细，郑恩普一方面命他再回东陵调查，另一方面把这件事上报给了戴笠。戴笠亲临北京，并带来了蒋介石的手谕，责令郑恩普、张树廷“全权调查东陵盗案”。
张树廷再次来到清东陵时，正是张尽忠带领盗陵分子大肆盗掘之时。获知这一消息的张树廷如获至宝，详细了解了盗陵情况之后返回北平。
“共产党盗陵”之说随即流传开来。而郑恩普在张树廷提供的消息之上又添油加醋、煽风点火，指名道姓地说清东陵被盗是冀东军区第十五军分区司令曹治甫、蓟县公安局局长云光等人所为。
造谣污蔑的同时，郑恩普又着手指派张树廷等手下搜罗盗陵珍宝。很明显，东陵的盗墓贼想销赃，繁华的北平是他们最好的选择。
一干军统特务每天去北平前门、琉璃厂、打磨厂等文物、金器交易市场调查，准备抓捕来北平销赃的盗墓分子。郑恩普还动用了北平宪兵司令部，在全城旅店搜捕，凡是马兰峪一带来北平的，一概羁押审问。
而军统在此次事件中的另一大收获，是抓住了东陵大盗案的首犯张尽忠。
张尽忠是在唐山一个名叫唐庄子的小村落被抓住的。此时的他，已经沦落为国共两党都在通缉的要犯。
惩罚
蓟县公安局长云光和警卫员赵蔚到达清东陵后，马上和紧随其后赶到的民警唐建中、李和民等人一起到现场查看。
几十年后，云光曾写过一篇回忆文章，记录了当时东陵被盗的惨状：
先去景陵，发现洞口里有水和条石，就没有下去。又去惠陵地宫……地宫过道里空空荡荡，几道石门前一无所有，进到最里面，看到两具棺椁。同治皇帝居右，只剩一把骨头了，也没有什么衣物。皇后尸身没烂，有长发，衣服被扒光，俯身躺在棺内，棺前还有一些黄的丝织碎片……皇后腹部被剖开了，肠子流了一棺，传说皇后生前是吞金死的……
在云光等人进驻马兰峪开始查办此案时，居然还有人在顶风作案。一天，云光在路上遇到一个人，此人神神秘秘地对他说了一句：“今天晚上裕妃陵有事。”
当晚，云光带着部队赶往裕妃陵，没想到盗墓已经开始，在外警戒的盗墓贼发现部队走近，鸣枪示警。盗墓分子闻声而逃。这次现场抓捕虽然落空，但并不影响整个案件的侦破过程。
李寅说，像这样人数众多的犯罪其实非常好查，更何况当时的盗墓几乎是公开的。
很快，几个主犯的线索就非常清楚了。不过，此时的这些盗墓贼已是惊弓之鸟，对抓捕早有防备。
杨芝草和“向导”关增会听到风声就已逃跑。1947年被抓捕归案，执行枪决。
惯匪王绍义随身携带着枪支，而且逃跑的“经验”丰富，专案组两次抓捕都被其逃脱。直到6年之后，王绍义才在遵化和蓟县交界的一座山中被专案组抓获，随后被判处死刑。
最难处理的是对首犯张尽忠的抓捕。
起初，身居要职的张尽忠并不相信专案组会抓他，每天照常在马兰峪的办公地点正常上下班。而专案组对张尽忠的职务和身手也确实有所顾忌，一旦冲突起来，会使案件更难处理。
为此，专案组专门制定了一个“鸿门宴”抓捕计划。由云光的警卫员赵蔚出面，邀请张尽忠到某饭店吃饭，在酒席间进行抓捕。
但这个计划刚开始实施就被张尽忠看破。他表面上答应邀请，转身就溜之大吉。
然而，对清东陵历史遗产犯下滔天罪行的张尽忠此时已是过街老鼠，共产党要抓他，国民党也在抓他。
最终，是国民党军统特务获知了他的行踪，1946年初夏在唐山将其抓获，后押至北平审讯。1948年，张尽忠在北平地方法院看守所病死。
为扩大声势、教育民众，
刑场就设在康熙皇帝景陵的大牌楼前。6声枪响，6名主犯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随后，新华社和冀东军区《冀东日报》分别播发、刊发了清东陵大盗案的侦破和审理结果，案情大白于天下。
1945年清东陵大盗案至此似乎该画上句号了，但还有一个至为关键的问题没有答案：被盗墓分子盗掘出的珍宝到哪里去了？时至今日，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个问题仍然迷雾重重。
珍宝迷踪
专案组侦办此案时，考虑到参与盗陵的人数众多，无法计数的被盗珍宝仍藏匿在参与者手中。为尽可能多地追回珍宝，当时缉捕人犯的政策是：“首恶必抓，胁从不咎。”实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从犯只要如数交出所得珍宝赃物，就不予追究。
为了强化严惩首恶的震慑作用，在枪毙6名主犯时，专案组还抓了十几个盗陵犯陪绑。这其中，有参与盗陵的原蓟遵兴联合县八区区长介儒等干部，还有一批心存侥幸不完全上交赃物的骨干盗陵分子。
这种震慑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据云光的回忆文章所载，盗墓分子上交的物品包括：黄金重达五斤十四两（老秤，十六两一斤），其中有金戒指、已断开的小金塔等等。还有大小不等的点翠头饰、鼻烟壶、翡翠、玛瑙、玉石等等，共有大半脸盆。珍珠有一茶盘。此外还有其他单位收缴的各样珍宝，尺长白布袋装有半袋子。
但另一方面，对清东陵盗墓案的审理“首恶必抓，胁从不咎”的政策，也让不少盗墓分子钻了空子，只交出少量赃物即蒙混过关。一个名叫张森的盗墓分子就是这样。
在枪毙盗陵主犯时，张森就是陪绑的骨干盗陵分子之一。行刑的枪声都没能抵住他的贪婪。他交出了部分赃物后被放回家。不久，他就拿着更多的藏匿珍宝到北平销售，在那里被军统抓住，再一次险些被枪毙。而这之后他竟然又开始为军统效力，抓住张尽忠就来源于他提供的情报。
几次在枪口下偷生的张森仍然贼性不改，1949年，他又纠集了一批人潜入清东陵“扫仓”，造成了对清东陵的又一次破坏。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张森才被严惩。
一个直接的后果是，大量的被盗珍宝没能及时追回，不知所踪。即便是被追回的珍宝，其最终下落也仍然是谜。
在云光的回忆中，记叙了一只从康熙景陵中盗取的九龙玉杯的寻回过程。这只九龙玉杯在民间传说中就是价值连城的宝物，还有一个由它演绎出来的《杨香武三盗九龙杯》的故事。
这只九龙玉杯落到了一个叫田大化的盗墓分子手中。他也是此次盗陵的主犯之一，盗陵事发之后，田大化携杯潜逃。
为追回九龙玉杯，专案组给他的家人留话，只要他交回宝物，也可以对他既往不咎。这之后，云光有意让村干部多在田家派饭。几天之后，田大化终于交回了九龙玉杯。除此之外，他还上交了一块鸡血石镇纸。专案组也真的兑现了诺言，对田大化没有再追究。
云光这样描述这件稀世珍宝：九龙玉杯为白玉质，长方形，高
而这竟成了此次清东陵盗案中惟一一件有详细记录的珍宝。
此后，九龙玉杯连同其它寻回宝物一同上交。公开的档案记录到此为止。此后这些文物究竟如何保存就不得而知了。新中国成立后，云光曾多次到故宫和历史博物馆寻访九龙玉杯，但均未再见。
此次清东陵大盗案，两个最主要盗陵分子张尽忠和王绍义分得的赃物最多。高学仁在他的回忆里记录，1951年王绍义被捕后供称，此次盗陵他共分得各种珍宝一百多件，多数都在逃亡过程中卖掉了。
另据曾经参加抓捕审讯盗墓首犯张尽忠的军统特务张树廷交代，在张尽忠的住处共搜出了十几件宝贝，其中一条金龙有一尺多长，拿在手里全身会动，像活的一样。这些宝物被军统收走。后来张尽忠在狱中还供述，他在清东陵某处埋着一坛子宝贝，其中还有一只九龙玉杯。但这是否属实已经无法查证。
张树廷还供称，军统在北平等地收缴的800多件宝物，后来被军统平津办事处处长马汉三及其同伙贪污了一部分。马汉三后来被郑恩普举报，被军统处死。这批珍宝同样最终下落不明。
这部分能够被提及的珍宝，其实只是清东陵失窃宝物非常少的一部分。据说当年孙殿英盗裕陵和慈禧陵两座陵寝，就窃得了十三大车奇珍异宝。而1945年的这次盗陵，被盗的陵寝达11座！
第二次东陵大盗案参与人数多达千人，虽然主要珍宝被几个主犯瓜分，但凡是参与盗陵的人员都不会空手而还，即便是人均分得一两件，总数也相当惊人。而这种坐地分赃的盗陵，让众多珍宝的下落根本无据可查。
1952年，清东陵成立了文物保管处，国家开始将清东陵纳入了一级文物保护区范围。
在上世纪70年代，清东陵文物管理处对裕陵地宫进行整理的过程中，发掘出一批文物，现陈列在展览馆中。这些在孙殿英盗墓过程中被遗漏的珍宝，至今仍散发着璀璨光芒。看到这些，让人不禁痛心发问：究竟有多少珍宝被盗墓分子掳掠而去？
李寅说，半个多世纪以来，清东陵文物管理处一直在进行着文物征集工作，但是一无所获。倒是清东陵周边的村落中，至今仍不时有文物贩子在逡巡。
